桂林2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来源:桂林2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发稿时间:2020-04-03 10:13:15


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今天,我国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全国性哀悼活动。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Michelle M. Mello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系副教授Rebecca L. Haffajee联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在线发表观点文章“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她们在文中明确表示:新冠肺炎COVID-19已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主要弱点。

那些做得最差的国家,美国肯定是其中之一。然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不仅他,在抗疫搞得同样很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支持率升得更快。报道说,在10个“大型民主国家”,自疫情暴发以来,领导人的支持率平均上升了9个百分点。这是很大的增幅。

这些美国政客根本没有真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但他们都是表演天才,在舆论场上千锤百炼。他们没干多少正事,但总能够把与公众、尤其是与自己支持者的交流做得很到位。疫情如此汹涌,人们的大量情绪需要释放,得到照料,政客们的绝大部分精力都使到了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翔教授表示,特殊人士逝世、特别情况发生时,用下半旗志哀的方式表达哀悼、寄托哀思的法律依据,是依据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的相关规定。与我国此前因严重自然灾害举行全国哀悼日不同,这次是我国首次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启动全国性哀悼活动。

在中国,情况正相反。我们各地的干部们很多属于“会做不会说”型。湖北最危急的时候,干部们很怕舆论追究他们在疫情初期的过错,虽然也举行了记者会,但很多时候是念稿子,没能有效回应人们的关切和焦虑。他们希望公众放手让他们做事,他们有错误悄悄纠正就是了,理解不了舆论的较真。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